中国文字是一字一音的方块字，而西方则是拼音式、一字多音的文字，在此基础发展出来的数字计算可能会有不同。中国可能因为一字一音的方便性发展出听觉式运算机制，因而利于算术、演算。而西方可能由于文字特性较不利于听觉而倾向于视觉式运算，因而利于几何、系统。造成中国古代数学在代数方面有重要的成果，解方程方面的成就超越过同时代的其他地区与文明。

报告背景：

一般人来在做计算时，内心一定有一些声音，即使你看到是冷冰冰的数字，内心还是有一些声音。所以我就在想，人在做计算时是不是用声音来当辅助?就这一点来说，由于外国人的数字表达不像中文是一字一音，所以在用声音来辅助学习时一定比较慢。也因此，外国人在计算能力上通常比不方中国人。那他们怎么补救这一点?会不会用视觉来辅助?也就是说，外国人怎么跳过听觉来做计算?这也是外国为什么推行建构式数学的原因。在做乘法运算时不断的用累加的方式做运算，在累加的过程中学生经由图象的辅助来学习乘法这件事。

大致上来说，外国人一般是用视觉来辅助的!有一本书「数字感」(Number Sense)，在书中作者提到：他问读者，是否在做6，7及8的乘法时会比较难?对中国人来说，在学习过九九乘法程后我们根本体会不到差别。所以，我个人认为外国人在做乘法时是用视觉来辅助。也就是说，用听觉来学习数学对外国人是不利的，所以他们的教学都是以视觉辅助为主。所以，我在此提出二个名词：「视觉式运算机制」和「听觉式运算机制」。

这件事是否为真?当然要靠科学理论来证明。尤其是近年热门的「脑认知科学」，藉由先进的fMRI设备，可能让我们解开这个谜题!所以，我的想法是我们找人来做fMRI的实验。当我们问他一些计算问题时，看他大脑活动的部位是否因「视觉式运算机制」和「听觉式运算机制」学习的过程而有所不同。

这方面的试验不知道是否有人做过?外国人可能做过类似的试验，他们大概认为不论什么人种的运算机制应该都相同。但我相信他们没有考虑过语言对数学计算影响，像中国人一般来说运算时间都比外国人快，一定会有原因的。若实验结果，真的是有差别，那我们一贯向英美学习的教育理念、数学的课纲可能都要检讨。因为西方的教育方式是适合他们用「视觉式运算机制」的主轴下设计出来的教育体制，但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适合的!因为中国人是用「听觉式运算机制」来做运算的，所以我们应该设计一套适合中国人的教育体制。

报告人简介：

嘉宾：张耀祖教授

义守大学应用数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

个人成就简介

2003年与国际著名的编码学专家、义守大学电机信息学院院长张肇健教授(T. K. Truong)合作，共同导义守大学的编码团队，从事编码的研究工作。该团队以我提出來的构想以及所写出來的一个关键算法，经过一番努、克服困难，成功地以Berlekamp-Massey译码法解出包括编码学界重要大Berlekamp在内普遍认为难解的平方剩余码(quadratic residue code，下文简称为QR码)。这是一个好的、硬件容易实现的译码法。目前已经得到的成果是：成功地完成码长分别为71, 79, 89, 97, 103和113的解碼工作(因此，所有码长小于113的QR码都已经成功解碼)，文发表在著名杂志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及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。

综合而言，平方剩余码这个在1958由Prange提出的难解好码，在1990由RS码(Reed-Solomon code)的发明人、编码学大师Reed教授等南加州大学学者解出码长31的码开始，之后他们又解出了码长分别为41、47和73的QR码，接下的码长71、79、89、97、103和113的QR码都是由义守大学的编码团队解出的，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，算是解决了包括编码学界重要大Berlekamp在内普遍认为平方剩余码难解的难题，这为华人在纠错编码这个域抢得一席之地。于2007/08年发展出新型译码算法，堪称为全球最快的译码算法(于2011年取得美国专利，也获得台湾和大陆专利)。该算法可解任何线性码、循环码，当码长超过256的情形下，效果极为惊人;以著名的葛码(Golay code)为，我们的译码器比某外国公司的快100倍，芯片面积也更小。

从理论上看，没有更快的解碼方法了。个人认为，许多信息产品的标准规格，会因为这个技术而重新制定。这是一项革命性的突破，采用此核心技术，可以让台湾产业界开发出高竞争产品，可以提升产业的技术层级、增加产业获利效益，打破以往技术核心掌握在别人手中而任人予取予求的窘境。2011年取得美国专利之后，曾与国内某家DRAM公司的研发部门以及及另一家随身碟业者接触过，了解现行的技术及遭遇的困难，更加深对我们技术的信心，我们的译码器可以应用在这两个重要产品，以提升效能、增加竞争力。